鲁迅名言警句十篇
为何伏处孤岛
鲁迅是1926年9月4日到厦门大学任教的。学校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是“硬将一排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这一排排用花岗石盖的洋房就是群贤楼、集美楼、同安楼、映雪楼、囊萤楼、博学楼、兼爱楼、笃行楼、化学院、生物学院。另有一处是学校自办的自来水厂。前面海，后靠山，树木常青，故初来乍到的鲁迅曾以“风景佳绝”四字来形容。奇怪的是，在鲁迅先生任教时，学校门前竟没有醒目的标志，就连牌匾、校门、传达室都遍找而不得。这一排排洋楼前面，一群群牛羊在吃草。洋楼后门靠山的通道，竖起的是木头栏杆，围着带刺的铁丝网，栏内置小门，晚上关闭。这又呈现出另一种田园风光。
在北京生活了14年的鲁迅为什么此时会选择到厦门大学任教？这个问题，他在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回答得最为全面：“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两地书一一O二》）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政局动荡。1926年4月下旬，奉军入关，北京成立“奉直鲁联军军部执法处”，迫害_人和进步人士，声言“宣传_、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同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高校被搜查，鲁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等进步人士的名字被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从那时到现在虽有人不断否认这份名单，但同一名单中的《京报》总编邵飘萍被枪杀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鲁迅等人纷纷南下的导因。
想“休息几时”也是实情。鲁迅在北京时的健康状况欠佳，除牙病之外，还有肺病、胃痉挛、肋膜 炎......阿斯匹林、奎宁、海儿普等药物几乎不离身。所以他也想转换一个地方稍事休息，以便更好地工作，迎接新的斗争。但鲁迅当然不可能完全休息，他原想在厦大从事两年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果由厦大出版。学校当局对此有过承诺。
厦大薪俸优厚无疑也是吸引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所说的“及有些准备”，就是指为他们未来的小家庭打下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鲁迅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信中也谈到他去厦门的目的之一，就是“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
鲁迅在北京期间，月收入一般维持在200多元左右，个别年份月薪达300元，其中以教育部的官俸为主。不过官俸很少发足，并且经常拖欠。版税微乎其微，比如1924年，鲁迅共收北新书局支付版税377元，月均31元；1925年收北新书局版税200元，月均不足17元。从1920年8月至1926年，鲁迅曾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职，各校月薪多则18元，少则6元，还有义务授课的情况。而厦门大学聘请鲁迅的月薪高达400元。从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只在厦门生活了135天，但却领取了整整六个月的薪俸，外加旅费，多达2500大洋。鲁迅在1926年8月28日收到厦门大学预支的工资和旅费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在中山公园约见了老友齐寿山，偿还因购房的借款100元，又反借给齐寿山100元。如果没有高薪诚聘这个因素，热恋中的鲁迅就很可能跟许广平径直南下广州，何必在厦门度过这一段孤寂的日子？
搬来搬去的旅行式教授
然而，优厚的薪俸并没有给鲁迅带来真正的快乐。首先是因为他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时，学校仍然在一面教学，一面扩建。全校分为文、理、商、法、医、工、教育七个系，每系分三级，学生有三四百人。之所以无法扩招，是因为学生宿舍只能容四百人，而周围是荒地，无屋可租。教员宿舍也在赶建之中，致使鲁迅短短几月多次迁徙。
鲁迅刚到厦大时暂住在生物学院大楼（现重建后改称成义楼）的第三层。鲁迅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信说：“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这里所说的九十六级石阶，包括楼内的六十级台阶和从楼前山坡走上来的三十六级台阶。
半个月后的9月25日，鲁迅由生物楼搬到了集美楼上西侧。这座楼是厦大初期的五座主楼之一。鲁迅当晚给许广平写信说：“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却比先前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间壁是孙伏园和张颐教授”，“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现在的住房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到平地只须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先少了七十二级了。然而‘有利必有弊’，那‘弊’是看不见海，只能见轮船的烟通。”
学校还曾想要鲁迅第三次搬迁。这件事可能发生在1926年12月19日或20日。12月18日晚，孙伏园离开了厦门大学。总务科便派人跟鲁迅商量，要他搬到孙伏园住过的那半间小屋子里去。鲁迅非常生气，但仍然非常和气地回答：“一定可以，只希望缓一个多月的样子，到时候一定搬。”因为鲁迅当时已下定了尽快离开厦大的决心。20日午后，他给许广平写信道出了内心的不满：“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给以相当的尊重。可怜他们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个箱子，搬来搬去，弄不完，幸而我就要搬出，否则，恐怕要成为旅行式的教授的。”
蚂蚁·野狗·坟茔·“铜臭”
除了居无定所之外，还有对饮食不适应。如菜肴“淡而无味”；“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为了改善伙食，除了跟其他教员合雇厨子，还去小店买些面包和罐头牛肉吃。
厦大校舍是在荒地上兴建，周边环境十分荒凉。无论夏天或冬天室内都有蚊子。还有一种又红又小的蚂蚁，昼夜成群，爬在桌上，拂去又来。楼前的草地上潜伏着许多小蛇，使他夜间不敢出行。更可怕的那种狺狺叫着的野狗，其中有疯狗。
最可怕的是南普陀附近的那片坟地。林语堂在《鲁迅》一文中描写道：“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国人的公共坟地，并不是‘神圣之野’（Campo Santo，按即意大利国内的一公葬场），绝不是呵，不过是一些小山，山上面遍布一些土堆和一些张口于行人过道中的坟坑罢了，这正是普通的公共坟地之类，在那里有乞丐的和士兵的尸体腐烂着，而且毫无遮拦地发出臭气来。”（《中国评论周报》，1928年12月6日第28期）
比坟地的腐臭气息更让鲁迅感到窒息的是“铜臭味”。鲁迅对当时的厦大有一个著名评价：“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1927年1月12日致翟永坤）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谈到过他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大概因为与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1926年10月26日致许广平信）
鲁迅的以上感觉，还跟厦大理科与文科之间互争经费，以及校长和某些教员的言行相关。比如，校长林文庆在一次会议（或聚餐）时说：“厦大是一所私立学校，谁出钱，谁有发言权。”另一位学生指导长林玉霖在1926年11月18日的教员恳亲会上肉麻地说，感谢校长用点心款待大家。教员现在吃得这么好，住得这么舒服，薪水这么高，应该良心发现，拼命做事。校长如此体贴大家，真如父母一般......
与厦大校长不同调
当然，最令鲁迅难以容忍的还是厦门大学内部的人际关系。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吐露过他的郁闷：一是“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两地书·四一》）二是他感到顾颉刚之流已在厦大国学院大占势力，周鲠生又要到厦大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两地书·五六》）此外，鲁迅上对校长，下对职员、工友也都有不尽相同的不满之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再加上对爱人许广平的思恋，鲁迅在厦大便产生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跟周遭人物话不投机，这牵涉到不同人的性格气质、文化教养的差异问题，难以三言两语判定是非，至于预感《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今天看来是鲁迅的一种误判，并不符合当时和后来的实际。鲁迅担心的周鲠生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曾经是《现代评论》杂志的同人之一，但他后来并未在厦大就职。除他之外，鲁迅不满的其他人都跟《现代评论》无关。对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人际关系，需要分门别类地具体介绍，才能了解其中的端倪。
首先要谈及的是鲁迅跟林文庆的关系。其实，林文庆跟陈嘉庚一样，也是一位著名的华侨领袖，无论在政治、经济、科教诸方面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难以用勾画脸谱的粗线条来描绘他的形象。在政治方面，林文庆长期致力于新马地区华人社会的改革。1898年即出任“华人改革党”的领导人：兴学、剪辫、禁烟、复兴儒教、破除恶习，跟宋鸿祥、阮添筹并称为新加坡“维新三杰”。他先支持康、梁的维新变法。戊戌失败，慈禧太后曾悬赏14万两白银缉拿康有为。康有为流亡新加坡，林文庆就是他的保护者之一。1905年至1911年，林文庆又结交了_，并赞助_的革命活动。_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即任命他为机要秘书和_总监督。由于林文庆精通英文，_当年致各国政要的电文多出自他的手笔。在经济领域，仅一件事情即可以使林文庆名垂后世。有一次，他偶尔在植物园得到了几粒橡胶种子，立即洞察到这种植物的经济潜力，便决定试种、改良，在马来亚地区全面推广。橡胶至今仍是南洋取之不竭的富源，林文庆因此被陈嘉庚誉为“树胶种植之父”。在科技方面，林文庆也是一位奇才。1892年，他取得了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荣誉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回新加坡行医，被患者颂为“药到春回，起死回生的再世华佗”，曾用食疗方法治愈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的“痨病”。他更热衷于办教育，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收入，应陈嘉庚之聘主持厦门大学校务。由于学校经费支绌，他三次到东南亚沿门户劝捐，仅1935年就为厦门大学筹集了20多万元中国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双文化代表人物”。他不仅用英文撰写了《孔教大纲》，而且把《离骚》译成了英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鲁迅对林文庆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尊孔崇儒”与“压缩经费”这两方面。但对这两点都应进行具体分析。正如同孔子学说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儒学到宋明理学再到当代新儒学的演变过程一样，历代的尊孔者的动机和出发点其实并不相同。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县，1869年10月18日诞生于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虽然幼年也读过四书五经，但主要接受的是正统的英文教育。当时的殖民当局为了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彼此“离心”，“归化”英国，当然会通过种种手段使他们疏离甚至于摒弃中国文化。林文庆等人组织孔教会，举办国语班，大力宣传儒家学说，正是为了唤醒流徙华人的民族意识。这是一场跟殖民者“归化政策”相对抗的“归顺运动”。所以，林文庆的“尊孔”跟企图维护或复辟封建帝制者的“尊孔”是有本质区别的。鲁迅1927年1月2日致许广平信中说他讨厌林文庆，“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而新加坡民众却因为林文庆鲜明的民族意识而称他为“义勇的华籍青年”，并普遍尊他为“新加坡大佬”。
林文庆试图压缩国学院经费，引起原想有一番大作为的鲁迅的反感。不过在林文庆这一方确有他的苦衷。厦门大学是侨商陈嘉庚出资兴办的一所民营学校，陈嘉庚把他在南洋赚得的金钱大部分用在办学上，仅从1921年至1937年，就负担了厦大的创办费400万元（大部分是银圆）。当时世界经济萧条，陈嘉庚的业务很不景气，他经营的橡胶价格经常浮动。当时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的林语堂证实：“以前厦大陈嘉庚先生未曾正式成立基金，以致校务进行，以橡皮价格为转移。甚至半年之中，三裁预算......”（林语堂1954年3月27日致连瀛洲函）为了在经费支绌的困境中维持校务，林文庆捐出了他1927年在厦大的全年工资共6000元，又将新加坡兀兰51英亩土地的五分之三捐赠给厦大。临终前，他还口嘱将占地甚广的笔架山别墅捐赠给厦大。这些都充分证明林文庆当年调整厦大的经费预算是迫于无奈，并非营私利己。更何况鲁迅对压缩国学院经费“提出了强硬之抗议之后”，“校长竟取消前议了”（1926年11月25日致许广平），这也表现出林文庆的从善如流。
“气焰不可当”的职员
在学校的行政部门，令鲁迅不满的还有两人。一位叫孙贵定，无锡人，留学英国的博士，曾任教育系主任，兼校长办公室秘书。鲁迅想推荐友人许寿裳来厦大任教，被掣肘，怀疑是他从中作梗，觉得他鬼鬼祟祟，可憎至极。但孙贵定在厦大也遭不幸。他跟苏格兰籍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不慎被厦大周边的疯狗咬伤，时时发出“狺狺”的狗吠声，三天后便死去。
在厦大的行政人员当中，鲁迅最讨厌的无疑是黄坚。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县人，北京大学毕业生。当时担任厦大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任文科办公室襄理——也就是林语堂的助手。此前他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办事员，给鲁迅留下了“浮而不实”，“也许会兴风作浪”（《两地书·四二》）的印象。“襄理”虽然不是要职，但由于得到林语堂的信任，所以“气炎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两地书·》）鲁迅亲耳听到他向林语堂告密，说某人如何不好，某某人又如何不好，便更加蔑视他。作为“襄理”，黄坚本应帮助鲁迅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但鲁迅缺乏必备家具时，他却故意刁难。鲁迅拿出自己收藏的六朝隋唐造像展出时，作为“陈列部干事”，黄坚不但自己袖手旁观，而且托词将正在帮助鲁迅布陈的孙伏园叫走。所以，鲁迅认为像黄坚这种人，有一种专想让人吃一点小苦头的秉性，恰如明朝的太监，倚靠权势，胡作非为。1926年12月初，黄坚感到自己在厦大已经“山河永固”，便从北京带来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佣人、四十件行李”。这使鲁迅想起了《左传》中“燕巢危幕”的典故。黄坚不知自己的处境将危，令鲁迅“不禁为之凄然”。（《两地书·九五》）。1927年1月4日晚，厦大文科为鲁迅饯行。黄坚一反常态地说：“我是鲁迅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这种虚情假意更让鲁迅鄙薄。不过，黄坚并不属于“语丝派”和“现代派”、“本省派”和“外省派”中的任何一派。他到厦大工作，也是跟林语堂的关系，并非顾颉刚的引荐。
跟鲁迅“有缘”的同人
鲁迅1926年10月10日致章川岛信中说：“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在厦大文科的教员当中，鲁迅也有朋友和“敌人”。友人当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林语堂。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双语作家，他跟鲁迅的交往有两次“相得”，又有两次“疏离”。力邀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就是林、鲁友谊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
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任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作为进步教授，他跟鲁迅一样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通缉，在北京没有人身安全保证。二、避难期间，他住在友人林可胜的家里。林可胜是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其父林文庆正是厦门大学校长。经林可胜牵线搭桥，原本是福建籍的林语堂于1926年5月出任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言学正教授兼国学院总秘书。
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之初，校方在工资和经费方面原都有很好的承诺。国学院原拟出版一种《国学季刊》，且已编就，一期需一千余元印费。校方竟要求这份学术性的季刊与新闻性的《厦大周刊》合并，不必另出。在厦大掌握财权的是刘树杞，他的职务是教务长，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所以在讨论经费预算时，就发生了文科与理科的矛盾。在高等院校，这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鲁迅谈到，此前在北京大学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由于在厦大掌财权的刘树杞本人是理科主任，这就更加剧了林语堂与刘树杞个人之间的矛盾。
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中，说“鲁迅真受过刘树杞的气”（《无所不谈合集》，第575页，台湾开明书店1973年印行）。但事实上，鲁迅与刘树杞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几次间接矛盾，都是出于对林语堂的支持，都是鲁迅在替林语堂出气。1926年11月25日，林文庆跟国学院人员开谈话会。林语堂因为校方压缩国学院经费而辞总秘书之职，鲁迅也“以去留为孤注”提出强硬抗议，迫使校长取消了前议。同年11月29日，国学院又开会，讨论林文庆的建议，要特聘刘树杞等理科主任为顾问，以“联络感情”，鲁迅也独持异议，使这项建议未能实施。所以，鲁迅对刘树杞的抵制，应该视为对林语堂友谊的一种表达方式。
林语堂虽然跟刘树杞矛盾很深，但仍如实承认他“实在能干”。刘树杞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在制革学和电化工程两方面造诣颇深。他在厦门大学任职时才31岁，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成绩，而且在他任内建成了化学楼、博物馆、制革试验所等设施，为厦门大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此后他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任职，在行政工作和教学科研方面也都作出了贡献，是享誉国际的化学家。1935年去世，年仅45岁。
有关鲁迅的名言精选
1927年2月25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真是无奈之言。
没有“名”的人，总觉得人之“有名”是很风光的事，但真到了“有名”，如果不是想借虚名来骗钱或牟利，其实是很苦恼的。因为各色人等都要来这“名”上蹭一蹭，或托名以营利，或借名以自炫，或遭拒而恼怒，或仰慕而纠缠，或谬托知己强作解人，或有意贬抑以显其能。总之，“有名”便多是非，名气越大，是非越多。是是非非，听由别人编排，最后的结果便是没有了“自己”。
譬如鲁迅，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各色人等都有一个自己需要的“鲁迅”。为了某种利益各取所需外，他还会被随心捏造。这些不同的“鲁迅”，善善恶恶，判若云泥。
称颂鲁迅，授予“三家”、“五最”，是当时革命的需要，鲁迅已经死去，并不知道；而说鲁迅如果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又是说话当时的需要——鲁迅墓木已拱，也不知道。赞扬也罢，警示也罢，鲁迅如果活着，或辞或应，都可有他的说法，但人亦云亡，身后是非，谁个管得！
鲁迅知道而且讲过的，是他对当时代表党的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还有他对曹聚仁说的：“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马甲扫上海马路耳。”那又是何等清醒。他并非说着玩儿的。在反对时，同一战线中人因为目标一致，可以引为同调，可以尊为“旗手”，但若将来换了执政，如鲁迅称之为“监工”之流，还是老的治理方法，鲁迅就难免与新执政发生冲突，也就难免被视为敌人（这是鲁迅在与创造社和 “左联”领导人的冲突中已经领教过的，也是信奉鲁迅者在后来的社会中遭遇过的），关入监牢或穿红马甲扫马路就在所难免了。只是鲁迅这些话过去知道的人极少，知道者也多半当作笑话，不肯或不敢去想，所以鲁迅一直因其某些文字被用来整人，在一些人眼里成了“棍子”，莫名其妙的恶谥便落到了他的头上。他无从辩解，因为他已死了。
这是说的大题目。就是细事，因为是名人，也会因利益集团的某种需要成了他们的招牌。
鲁迅吸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到了中国烟草商（尽管是“国营”的烟草商）手里，就变成是烟草“成就”了鲁迅。
在云南红塔集团的院子里，有一尊鲁迅雕像，手里夹着一支卷烟。塑像边的石座上刻道：“他的烟如同他的消瘦、坚毅的脸庞，如同他的文章与笔，这就是他与烟草的共生的关系。”
“共生关系”，费解。是说有鲁迅才有烟？不妥，因为鲁迅出生之前几百年烟草已输入中国；是说有烟才有鲁迅？也不妥，因为非但鲁迅出生之前烟草已经存在，并未生成鲁迅；而且在他死后烟草继续存在，鲁迅却未能再生。鲁迅的“消瘦”或同烟害有关，鲁迅的“坚毅”、“文章与笔”则同烟草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坚毅，不握笔，不写文章的吸烟者比比皆是。“共生”也者，只是烟草商拿鲁迅来做广告罢了。
这段话浓缩到地处上海的“中国烟草博物馆”中，便成了“鲁迅战斗的日子——以烟相伴”。这说法好像比红塔集团要隐晦些，但意思并未改变，仍旧是说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就因为他吸烟。在这家博物馆的另一处说明里，范围更有了扩大：“伟人、名人、文化人，其中不乏烟民，有的终生与烟草结缘。其著书立说、运筹帷幄、精神风貌，往往与烟草密切相关。”于是，烟草不但成就了鲁迅，还成就了许多伟人、名人、文化人。列出名单，悬挂图像的除鲁迅之外，还有、_、_、等。要著书立说吗？要运筹帷幄吗？请吸烟吧，真是绝妙的广告！
然而，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其实同烟无关。如果文章真要依赖烟草，中国就不会有屈原、司马迁，也不会有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不会有苏轼、辛弃疾，也不会有关汉卿、王实甫，因为直到明代中叶以后，烟草才开始在中国流行。相反，鲁迅一生为烟所苦，他的早逝，烟草之害是脱不了干系的。
1925年9月30日，鲁迅在写给许钦文的信中说：“我其实无病。自这几天经医生检查了一天星斗，从血液以至小便等等，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睡觉太少之故。”这一年，鲁迅正值44岁的壮年，但已显现出明显的病征，经医生检查，原因即在吸烟、喝酒与睡眠不足。于是，“医生禁止吸烟、禁止喝酒。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可见烟草不是成就了鲁迅，而是戕害了鲁迅。
但是，烟草是一种成瘾性物质，一旦吸上，难于戒断，所以那一年的11月，鲁迅又在给许钦文的信中叹道：“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从那以后近一个世纪中，烟草业为了有稳定的财源，不断设法提高卷烟的吸引力和成瘾性，这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为它有目的地利用烟草依赖、不惜危害消费者健康，来换取利益。时至今日，上瘾的吸烟者要戒断吸烟，比鲁迅的时代只怕更加困难。最好的办法是一生远离烟草，无论他牛皮吹得天响，连眼珠也不要转过去。
很可惜，鲁迅未能戒烟，也像、_一样对医生的劝告、警告未以为然。1926年6月，他写信给李秉中说：“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没有听。”这“没有听”，为他的健康留下了无穷后患。
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关注最深的无如亲人。1926年，鲁迅与许广平分居于厦门、广州两地，许广平对鲁迅的吸烟、饮酒始终焦虑地给予关注。1926年9月18日，许广平在信中规劝鲁迅“但祈自爱节饮”。而深知许广平关注自己健康的鲁迅，在接到此信前已向许广平报告：“现在少喝茶了”，“烟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还告知“我已不喝酒了”。接到信后，许广平连忙追问：“睡早而少吃烟茶，是出于自然还是强制？”于是鲁迅在复信中作了如下回复：“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需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少吸烟卷，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约因为编讲义，只要调查，无须思索之故吧。但近几天可又多吸了点，因为我连做了四篇《旧事重提》。这东西还有两篇便写完，拟下月再做，从明天起，又要编讲义了”。
许广平情意拳拳，鲁迅一再表示到厦门后酒已不饮，烟也少吸，身体较前为好，但少吸卷烟未能持久，因此告以又要编讲义，当可少吸，以宽慰许广平。
可惜，这一保证也未能兑现。同年12月3日，他去广州前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到中大后，拟静一静，暂时少与别人往来，或用点功，或玩玩。我现在身体是好的，能吃能睡，但今天我发见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从此必须减少。我回忆在北京的时候，曾因节制吸烟而给人大碰钉子，想起来心里很不安，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这一事自制力竟会如此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能够渐渐矫正，并且也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这一番自我检讨表明鲁迅非不知吸烟的危害，也非无意戒烟，他对戒烟认同，决心“从此必须减少”，而且深责自己自制力之薄弱，后悔对劝他戒烟的亲人、朋友发脾气。
名人、伟人，无须神化，他们自有各自显赫的功业，但也如常人一样有他们的苦恼与弱点。鲁迅终其一生未能摆脱烟草的纠缠，尽管他始终认同吸烟的危害，也始终有着强烈的戒烟愿望，但他终于未能戒除。直到1934年，鲁迅在信中还这样宽慰母亲：“男胃痛现已医好，但还在服药，医生言因吸烟太多之故，现拟逐渐少至每日只吸十支，惟不知能否做得到耳。”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次年，给友人胡风的信中也无奈地说：“消化不良，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
1936年，鲁迅死于肺疾。当代23位医学专家对保存至今的鲁迅X光胸片认真研读后的诊断是：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泡；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这证明长期吸烟正是鲁迅过早死亡的重要原因。
烟草业不说吸烟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不说鲁迅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反而盛赞他“终生与烟草结缘”，称其著书立说、精神风貌，“与烟草密切相关”，真不知是何种心肠！
不同人，不同集团，为了各自目的，都在塑造符合他们利益的鲁迅，以及他们可加利用的其他名人与伟人，造成一连串的误读——这大约就是后人对先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难于获得真实理解的原因吧。名人之累，累及后世。要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先要把附加于其上的各种集团的与个人的利益剥离才成。
人，不管是凡人还是名人或是伟人，并非事事都能服膺科学，许多时候，他们不仅需要骗骗别人，同样需要骗骗自己。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已是毋庸置疑，但对于吸烟成瘾而又无力戒断的人，宁可找出种种可笑的理由为吸烟辩解。譬如林语堂之不吸烟岂能写出妙文说，前些年之吸烟不染“萨斯”说，近些时吸烟可防老年痴呆说，以及吸烟长寿说等。花色繁多，无非为自己不能远离烟草寻找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其实，他们对吸烟的危害心知肚明，正因为心知肚明，才需要种种说辞聊以。
但对烟草商来说，情形就不同了。他们淡化吸烟危害的种种说辞，只是为了更多地销售卷烟以获取暴利，别人的死活他们是不顾的。
鲁迅的功业，在于他的思想、他的文章给予后人的启迪。他的吸烟，不足效仿。他一生为此纠结，为此苦恼，为此自责，为此向母亲、向妻子、向朋友坦承自制力的薄弱。他的真诚，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若利用他的无奈与痛苦来推销烟草，岂不太残忍也太无聊了。
鲁迅有什么经典语录
鲁迅为何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从1926年3月底到5月初，鲁迅住在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但他仍然坚持到女师大、北大等校讲课十多次。在避难期间，除到校上课，鲁迅始终坚持写作，《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目就是这时写出来的。从7月6日到8月13日，鲁迅还同友人一道翻译了荷兰童话小说《小约翰》。
过去多数书刊都讲鲁迅是受段祺瑞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南下厦门的，说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杀机四伏，政治形势一天天险恶，鲁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事实上，在鲁迅到厦门之前，段祺瑞政府已经，鲁迅在北京还是比较自由的。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不是迫使他南下的原因。
近年还有学者提出鲁迅南下厦门，与许广平南下广州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爱情是让鲁迅选择厦门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鲁迅在同包办婚姻的妻子朱安实在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没有多少感情的情况下，一人独居在外，私生活方面仍十分严谨。据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回忆，到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游历杭州时，鲁迅对许钦文说：“钦文，你日里有什么事情，尽管跑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睡，每天夜里一定都要到这里来，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去！”（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鲁迅博物馆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31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同一间屋里，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分睡在两边的两张床上。所以鲁迅正准备南下厦门时，许广平刚好女师大毕业，经一位熟人推荐，到位于广州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于是，他们便一道乘火车前往东南沿海地区了。
实际上，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另有原因。鲁迅作为教育部的雇员，在大学兼课都是收费的，因为教育部欠薪十分严重，鲁迅曾经是索薪运动的骨干成员，索薪时还被警察打掉了一颗门牙。鲁迅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到从1926年1－7月，鲁迅只领了4次薪水大洋，而历年所欠鲁迅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对鲁迅兼课这一做法比较宽容，也没有说什么，但后来发生了学生骚乱，鲁迅作为一个局外人站在学生联席会的一边，支持学生反对女师大女校长杨荫榆，把她赶出校长室。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出面干预，鲁迅和学生们又把章当做孔家再世，要打倒他，章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职位。就这样鲁迅失业了。而此时，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1926年8月26日，鲁迅乘火车离开北京。8月29日清晨，列车抵达上海，鲁迅暂寓旅社，许广平则于当晚住到了她叔父许炳家中。在上海，鲁迅受到了上海文化界的热烈欢迎，8月30日晚间，郑振铎在清闲别墅宴请鲁迅。席间，鲁迅会见了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陈望道、夏尊等十多位著名人士。9月1日深夜，鲁迅登上了“新宁”号轮船，次日晨7时向厦门进发。许广平也于同日早晨8时，乘“广大”号离沪赴广州。
1926年9月4日午后，经过3天的行程，“新宁”号轮船抵达厦门，鲁迅暂住码头附近的旅馆，距厦门大学约有5公里，林语堂、孙伏园等人来接，然后从太古码头乘小舢板来到厦门大学。
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情况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始建于1921年，设有文、理、教、法、商、医、工7科，共24个系，有学生约400人。当时学校教职员宿舍还未建成，鲁迅暂住靠海边的生物馆三楼国学院陈列室里。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极其腐败，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鲁迅认为自己会忍受不住的，所以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鲜，史料翔实，分析透辟。鲁迅每周有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的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书，向友人借书。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上提到此事时说：“看看这里的旧存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为了编写讲义，鲁迅常常废寝忘食。所以上课时，他能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引证丰富的材料，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听他的课的学生个个如逢甘露，即使他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就连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鲁迅编的这些讲义，共分10章，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迁，一开始鲁迅便批判了“仓颉造字”等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说法，认为文字创造“绵历岁时”，“且由众手”；还明确指出，“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这本讲义鲁迅先在厦门大学使用，后又在中山大学使用。讲义在鲁迅生前并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在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0卷，称《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还购置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并作了长期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在校内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学生们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他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许多厦门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陪鲁迅，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厦门闽南话的翻译。9月25日，鲁迅从生物馆搬到集美楼，这里是学校的图书馆，有两层楼房。夜晚，楼上空落落的，只有靠西头的第二个房子，也就是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你知道名著里的哪些名句
原来，鲁迅先生是一个只会替别人着想，而却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人。鲁迅先生常常半夜三更地写文章，写累了，就趴在桌上小睡一会儿，睡醒了又继续写下去。伟大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日以继夜地写文章，务求让读者读到最好的文章。
鲁迅先生也非常地珍惜时间。在他的一生中，曾经翻译过许多外国经典的名著，使我们的阅读更加的方便。而他自己也写下了许多的小说，为他的人生创造辉煌。
我记得很清楚，在2003年的10月11日星期六，我去了深圳书城看书。那里根本就是“书海”嘛！不过，我在无意中发现有一个地方有许多人围在一起，有的人笑眯眯，像是在地上捡到了金元宝似的；有的人则全神贯注地不知道在看些什么。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便飞快地跑过去探个究竟。原来，是写鲁迅先生的一本书，是讲名言警句。哦，怪不得，鲁迅先生的名言警句是出名了的好！也难怪刚刚那些读者会这样。我随手就拿起一本来看，那本书就像是磁铁一样地“吸引”着我。
这本书实在是太厚了！一本语文教科书大概也只有它的三分之一页而已。另外，我还发现鲁迅先生的名言警句读起来特别有亲切感，（大概是因为我刚刚刚才学习完了有关于他的课文吧！）也难怪有那么多的读者喜爱他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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