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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药安全问题严打趋势下，风靡一时的各类“网红减肥药”成为职业打假人的新战场。在这场针对减肥产品的围剿中，落网的不仅仅有一个个郭美美般的精明微商，也有因认知局限和法律意识淡薄而误入歧途的宝妈群体。她们期待着做副业补贴家用，但却和疑似职业打假的团队迎头相撞，被要求十倍赔偿。
01 想减肥的女孩，抛出诱饵
2023年10月的一天，一个顶着女孩头像、昵称“小雪”的账号忽然发来消息。22岁的秦万玲看到，对方发来一张减肥药截图，询问道“美女，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吃的呢”。
秦万玲在南方某城市开了一家线下商店，不少人通过店铺添加她的微信，便于随时沟通。她想，这个陌生账号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而那减肥药的截图，正是秦万玲发在朋友圈里的代购广告。
她曾与香港一家店铺有生意往来，香港的店主后来卖起了减肥药。当时，秦万玲也困扰于自己120斤的体重，想试着吃吃看，于是购买了一些，花了半年时间将体重减到110斤。过了平台期，药效不再明显，她便将剩下的十几粒胶囊发在朋友圈转卖。见有朋友咨询药效，去年5月左右，她开始在朋友圈帮朋友代购。
这款药没有名字，一份透明包装盒里有30粒红白色胶囊，这是一个月的量。上家对她说这是香港的处方药，成分保密。她便没有多想，只觉得“贵的就是好药”。她在朋友圈发出的广告，醒目地标着“香港”两个大字，并注明“香港医生处方减肥药”，但并无胶囊的具体成分、适应症、副作用、厂家等信息。
受访者供图
看到有人求药，秦万玲先把自己吃的减肥药卖了几粒，让对方体验一下。买药的女孩看起来对减肥很上心，不时地咨询，“需不需要控制饮食”“喜欢喝奶茶多久能见效?”
一切都没有什么异常。一个多月后，小雪又发来消息，一口气购入6份减肥药，总价值5000多元。秦万玲觉得奇怪，回复说“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多”。而小雪似乎下定了决心，说觉得效果不错，想帮朋友带一些。秦万玲也就接下了这笔买卖，只是心中暗忖：“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我吃虽然也瘦了，但是没有那么离谱……”接着她说服自己“可能是女孩还没到平台期，效果比较明显吧。”
以往帮朋友代购，她常常不赚什么钱。而这一次，她小赚了一笔差价。为了得到优惠，她一次性买了10份，不仅买10赠1，而且每份在原来950元的价格基础上降了30元。小雪拿走6份，付款5520元。
没想到，这次买卖过后，一切都变了。没几天，小雪就给她发微信，说药吃了头晕。秦万玲当做正常咨询，回复称“可以缓缓再吃”。没想到不久，对方就将她的店铺投诉到了市监局，称其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药里含有违禁成分，要求十倍赔偿。
秦万玲还清楚记得，市监局工作人员来到她的店铺突击检查时，询问有没有销售过这款减肥产品。她快速从惊愕中抽离出来，将自己手里剩下的4包半减肥胶囊全部上交。但面对总额5万多元的十倍赔偿，她还是无法接受，“实体店生意本就不好，入不敷出，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了。”
同样面临着十倍赔偿烦恼的，还有28岁的河南宝妈薛文。她在两年前怀第一胎时辞去了超市文员的工作，在家待产，如今又怀了二胎。
做全职妈妈的日子里，她天天待在家里，没有收入来源，又不想一直问家里要钱，就想起做副业补贴家用。
今年4月底的一个晚上，孕期已有6个月的她，如常刷小红书时，忽然看到有人在求一款有效的减肥药，评论区中也有不少人有同样的需求。她想起自己曾经吃过的一款减肥药，当时从120斤减到95斤，因为觉得效果不错，一直保留着卖家微信。这时，她感到商机来了。
这款药是韩国进口的减肥胶囊，一瓶30粒。她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些药的安全性，只记得，吃了药以后，会没有食欲，不想吃饭。再搭配每天跑步，两个月就瘦了下来。
受访者供图
她联系卖家交了300元代理费，开始在朋友圈、小红书推销这款减肥药。她的代理模式是一键代发，不需要经手产品，只需要在买卖双方之间搭起桥梁即可。原价350元的药品，卖出550元，她能赚200块钱差价。
没过多久，小红书上就有人私信她，加了微信，一下子想要购买4瓶，说辞同样是要和朋友一起减肥。薛文很高兴，想着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大单，是不错的兆头，赶紧联系上家发货。
没想到，对方吃了药之后先是说感到口渴，接着表示减肥药没有任何标签，是三无产品，不敢吃了。薛文一看就懵了，在她的简单认知里，只觉得有减肥效果就吃，没有就退货，完全没想到这会演变成何种复杂的情况。
她再次登上小红书，搜索什么是“三无产品”，才发现自己已成了职业打假人的猎物。
02 “我就是普通老百姓，现在人生有了污点”
市监局调查期间，秦万玲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对方语气强硬地警告她触犯了法律，如果不给十倍赔偿，就要让她“吃牢饭”。
秦万玲觉得很奇怪，当初买药的是个看起来很懵懂的女生，而此时打电话索赔的却是一名男子。半小时后，又一名女子打来电话，所属地显示却在其他城市，而她的口吻明显言辞犀利，各类专业的法律术语脱口而出。秦万玲忽然明白过来，这是一个有明确分工的打假团队，从最初找到她店铺添加微信开始，就是在为寻找打假案源做准备。
秦万玲到小红书上发笔记寻求帮助，有人留言说这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吓得她几天没睡过一个好觉。思来想去几个晚上后，她三更半夜爬起来跑去派出所备案。警察嘱咐她：不要给打假人赔钱，公事公办。
被打假后，秦万玲曾自行在网上买成分检测卡，惴惴不安地检测减肥药的成分，结果并没有发现非法添加，悬着的心才暂时放下来。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网上的检测卡并不准，市监局找专业机构鉴定后，还是在她卖的减肥胶囊中发现了西布曲明。
西布曲明，是一种减肥药内常添加的成分，具有一定的抑食减肥功效，但也会提升心脑血管病症的发生率。早在2010年，我国药监局就叫停了在中国大陆生产销售，美国FDA和欧盟也已叫停这种成分用于减肥效果。
是否含有非法添加，是决定案件最终属于民事或刑事的关键。当检测结果出炉，秦万玲最后的一线希望落空了。
市监局调查了几个月，这期间，秦万玲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中，加上处于二胎怀孕期间，她无心顾及店铺的生意，从去年12月开始，就一直躺在家里，不出门，不社交，也睡不着觉。腹中的孩子一点点长大，心里的压抑感也愈积愈沉。今年3月，秦万玲做了孕期抑郁症筛查，发现已经出现抑郁症状。
一直停滞的案件在今年6月出现新进展，案件移送到派出所。这时，秦万玲发现事情比自己预想得还要严重。她到派出所录笔录，随后当场取保。这以后，她又前前后后奔波于派出所和店铺间，不下四五趟。
秦万玲渐渐接受了现实，“如果起诉我的话，可能就要判刑，每个地方的判例不一样。”一边分析形势，一边还是忍不住想，自己的人生可能从此有了污点。“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完全无意犯罪，只是赚了几百块钱，不知为什么竟然走到了这一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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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边的薛文来说，虽然仅涉嫌销售“三无产品”，不会涉及到非法添加和刑事责任，但仅仅是十倍赔偿的数额，就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在打假人之后，薛文的减肥药只卖出两单，接着就被举报了。“钱没赚到，结果还惹了麻烦事，从此再也不敢卖了。”她说。
薛文愿意退货退款，但对方不断打来电话要求十倍赔偿，而打电话的同样变成了一个男人。薛文意识到最初的女孩只是对方伪装的身份，拉黑了对方，想要冷处理这一切。6月初，当她在家里陪孩子玩耍时，忽然接到来自法院的电话，要确认她的地址，以邮寄传票。
原本，她以为打假人只是吓唬她。直到这时，她才真切地感觉到恐慌，好似天都塌了。此后，每天夜里哄睡孩子以后，她都在网上搜资料，寻求被职业打假的解决办法。她总是在昏暗的灯光下搜索到凌晨两三点，然后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逼着自己睡下。
她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想因此被责怪，最初向家人隐瞒了一切。收到传票后，她意识到瞒不住了。情绪崩溃的她，忍不住一边哭一边跟丈夫讲述了事情经过。丈夫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气恼：“你的任务就是把孩子看好，把二胎好好生下来就行了，为什么想着赚钱呢?”随后也觉得，这事很离谱，开始跟薛文一起翻找相关案例资料。
薛文一家生活并不富裕，丈夫是物流公司开大车的司机，每月工资虽有8000多元，但一个人顶着每月2500元的房贷和1800元的车贷压力。支撑即将到来的四口之家，并不宽绰。他们也请不起律师，花500元找人代写了答辩状。
03 寻找打假人的宝妈抱团取暖
随着国内减肥药市场被炒得火热，各类网红减肥药一度占领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针对减肥药的打假也变得越来越多。在这些副作用巨大的减肥药产业链条上，秦万玲和薛文是最直接面对顾客的一环，也因此成了职业打假人的围猎对象。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刑事部王亚东律师对此深有感触，近两年仅是他经手办理的涉减肥药刑事案件就有10起左右，在网上找到他咨询求助的也有上百余人。他发现，卖减肥药的群体，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做兼职，微商代购群体，以及孕期、哺乳期的宝妈。这些人中，很多人自己也在吃药，对其危害的明知程度不高。
“他们很多人并非专职卖减肥药，一些减肥药在韩国、香港是处方药，能够正常销售，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容易被迷惑。”王亚东律师说，“这类案件，辩护的重点，在于充分证明销售减肥药的人是否明知含有违禁成分。”
王亚东律师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减肥药内如果检测出麻黄碱、咖啡因、氟西汀等成分，往往以贩卖毒品罪立案，如果检测出西布曲明、酚酞类，则可能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立案。
“一旦刑事立案，食品犯罪的司法裁量尺度还是比较严格的，根据销售金额、时间和情节不同，个人可能判处5年以下、甚至5年以上有期徒刑。”王亚东律师说，“减肥药案件，司法实践中，有的只销售几千元、甚至几百元，都被判处了缓刑，留下案底。金额在十万元左右、一二十万元以上的，大都判处了实刑。”也有一些经过辩护，在公安阶段或检察阶段撤案、不起诉，但确实辩护难度大，且要具备一定客观条件。
在王亚东律师诸多案件中，这类案件往往同案犯较多，上家下家十来人、甚至三五十人。一般而言，越是上层的卖家，其销售金额越大，情节和后果越严重。
秦万玲觉得自己很冤枉，被打假初期，她曾联系上家索要减肥药的处方单，没想到上家只说“没有”，此后就跑路了。这时她意识到，“上家对我肯定有隐瞒，这个药有问题。”
上家知假卖假，下家知假买假。秦万玲夹在两者中间，发现自己成了整个环节中唯一被蒙蔽的参与者。“我是盈利了，可能是有一些错误，但是我的错误没有这么大，要让我一个人去承担。”她说。
她还发现，打假人在问题处理过程中，有非常明确的营利目的，正常的工商处罚完全不足以让对方善罢甘休。
她记得，市监局一度给出解决方案，根据涉案金额，处以大约1万元的罚款，并从中给打假人拨发举报奖。打假人不肯接受这个方案，“他们买药花了5000多元，举报奖连本钱都回不来，更何况还有团队要养活。”秦万玲事后回想，明白了打假人真正的出发点。
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秦万玲发现，淘宝上有专门教授职业打假技巧的课程，还有专门的职业打假群。有人成立公司，组团打假、收徒，获得的利润AA分配。这些利益驱动的行为，让她大跌眼镜。
事实上，消费者要求“十倍赔偿”，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不过，在我国，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一直处于争议状态，青岛等部分城市已经出台政策，对职业打假行为作出限制。不过，其在揭露市场黑幕、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也起到了正面作用。
王亚东律师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在国内，特别是食品药品领域，只要不是涉嫌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情节，司法实践中还是认可一些职业打假行为的。“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利益平衡的问题，在保护食品安全和惩治个别职业打假行为上，食品安全的法益显得更重要一些。”王律师说，“关键还是要提醒卖家，要注意自己的销售行为是否有违法风险，要尽到作为食品药品销售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要赚快钱。”
刑事律师戴景阳也同意这一说法，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在食品安全这一块，我国确实是零容忍。此外，职业打假人之所以能够得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行为很难界定，他们很少通过自己的真实姓名来买药品和食品，许多都是团队合作打假。
凤凰网《风暴眼》看到，在小红书上，因卖减肥药而被打假的情况十分普遍，不少是同一打假人进行举报、起诉。他们提醒着彼此：社交平台上求减肥药的，八成是打假人的诱饵。
自从被打假后，薛文就试图在小红书上寻找有同样经历的人抱团取暖。和其他人一样，她不知疲倦地在每一个相关话题的评论区留下打假人的所在地和姓名，希望有人在这人名丛中找到自己。没过多久，果然有被同一个打假人起诉的宝妈联系她。她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证据，证明打假人的主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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