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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75周年，回望我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与光明日报的往事——
守护祖国文物 激发自信力量
穆森(谢辰生晚年工作助手)
谢辰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文物事业，被誉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在他的百年人生中，与光明日报的交往贯穿了近七十载。
谢辰生自1946年起担任郑振铎秘书。回顾这段经历，他不禁感慨，“五四”那一代新文化运动先驱，大多集作家、学者、编辑、教师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报刊是他们传播和交流思想的主要阵地。亦正是因为这层关系，谢辰生与诸多报人都有接触，其中便包括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胡愈之。
郑振铎与胡愈之是有着30年情谊的挚友，曾合作办刊编报。1949年9月，谢辰生按郑振铎安排到北平报到，亲见胡愈之与郑振铎交流光明日报办报方向。谈及如何处理新与旧的关系，郑振铎说，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新人，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不能斩断的。胡愈之说，建立新中国是伟大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我们还须文化振兴，光明日报要大力鼓与呼。每每说到此场景，谢辰生都难掩激动之情。
1949年11月文化部文物局成立。谢辰生回忆，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思想文化大报，光明日报秉承“五四”以来学人编报的传统，几大专刊皆由一流学者组成编委会，发表的学术文章质量很高，常会成为文物局内部的讨论热点。
“尤其是郭老(郭沫若)，特别关注文物，我们也会及时向他报告这方面的信息。”那时的文物局与历史学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互助，如1950年3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7月又发表《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资料都来自殷墟考古。文物局的《文物》也时常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如1965年6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
谢辰生现存最早的日记写于1953年，1月23日就载有“和家晋(笔者注：朱家溍)商讨给《光明日报》写文章”的内容。他对《光明日报》的熟悉和亲近，还有亲友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九弟言彪(谢国权)、侄女谢纪青和其丈夫陆灏都是记者。言彪曾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伦敦分社社长，他的家常常是国际口记者交流的地方。在这里，谢辰生结识了多位光明日报记者，并向他们讲述了很多文物保护的事。
“我为《光明日报》写过社论。”1956年，为宣传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谢辰生执笔为《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光明日报》这篇题为《提高博物馆工作的质量》，发表于当年的6月7日。社论指出：“博物馆是向人民进行思想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的有力工具之一”“无论是征集、保管工作或是陈列工作，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作用”。对照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当初奠定的博物馆工作基本方向和思路，至今仍不失指导意义。
谢老晚年与光明日报的交往更加密切。可以说，光明日报较完整地记录了他晚年依旧奔波于抢救保护文物一线的思与行，推动国家文物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的全过程，向全社会展现出了谢老为文物事业鞠躬尽瘁的坚韧而忘我的精神品格。这里主要包括三方面：光明日报对他的专访、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发表的文章、光明日报在涉及文物保护的报道中对他观点的引述。总量以数十篇计。仅择其要者，加以简述——
2005年3月，谢辰生就《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强调“加强北京旧城整体保护是关键”。
2009年7月24日，光明日报《走近大家》专栏刊发长篇专访《谢辰生：文物保护一“闯”将》。这是当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对他个人报道最全面深入、准确生动的一篇。谢老也很认同这个“闯”字：“文物保护绝不保守，坚持原则，需要闯劲儿!”
2010年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遗产》版(现《文化记忆》版)创刊，谢老发表寄语：“全球化进程中，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必须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如果不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认同，其后果不堪设想!对于一个民族，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断了根、丢了魂，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还谈什么民族复兴!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尊重历史文化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欣闻光明日报开设《文化遗产》专刊，特此祝贺，期待不遗余力地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鼓与呼。”他还欣然题词，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2014年3月3日，光明日报《名家看两会》栏目首篇文章就是由谢老口述的《文物保护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他在文中强调：“各级政府要健全和充实文物机构和干部队伍，树立文物部门的执法权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依法行政，违法必究。”文章引起业内外热议，很多专家领导致电表示赞同，众多媒体转载。
201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文化遗产》版刊登谢老口述，由我整理成文的《保护必须是第一要务》。他指出，“《文物保护法》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体系的基石”。他以亲身经历全面梳理了《文物保护法》从立法到历次修法的经验，提出了诸多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明确反对割裂文物工作方针。这是他在本轮修法过程中，唯一公开发表的文章，对推进修法进程和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
2017年8月14日，《光明学人》版整版刊发我的文章《谢辰生：为“文物”正名》。谢老用放大镜读了多遍，直到病逝，这张报纸一直被立于新居的书架之上，见证着他与光明日报的历史情谊。
还记得，《光明日报》2012年9月13日头版头条发表《老建筑，别都拆了》，谢老看后连呼：“光明日报是文物保护的诤友!”
在谢辰生心中，光明日报不仅是文物保护的诤友，更是他的挚友!还记得，当他看到《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头版刊发的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将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为基本国策》，老人脸上溢满欣慰的笑容，“光明日报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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