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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人的“绿洲”
www.163.com 2024-06-26 12:51
(原标题:15个人的“绿洲”)
5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且末小学里的孩子。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浩/摄
2000年,15名毕业生在保定师专门口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5月24日,且末二中,沙尘暴过境时,学生们在课间活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今年高考前夕,侯朝茹在高三课堂上,窗外黄沙漫天。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2000年,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15名毕业生在欢送会上各自收到了一捧鲜艳的假花。他们要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教书去。
24年后,且末县的大巴扎(市场)里,依然开着许多假花店。任何想要在这里做鲜花生意的人,都要先思虑周全。即使是去它所属的地级市库尔勒进货,走新修的沙漠公路,驾车也要7个小时左右。
这个县和安徽省的面积差不多大。它深埋于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与昆仑山脉之间,往南去是西藏,西去300余公里,就是楼兰遗址。
由于偏远,运送到这里的一切,都要加上额外的价钱。一份大盘鸡要比沙漠之外多付几十元,而鲜花的成本,还要再加上另一层考量。这里的蒸发量大约是降水量的30倍。即便是扎在路边泥土里的鸢尾,也要折损花期。
长久存在于这里的,无论病菌、物品或是生命,都已经通过了沙漠的筛选。
在大漠深处生活了24年的侯朝茹——当初的毕业生、如今的且末一中教师,在去年的9月10日,接连收到了两捧湿漉漉的鲜花,来自她带出的第一届学生。
这是他们20多年来第一次聚会。聚会是曾经“没少被收拾”的学生组织的,地点选在另一个学生开的川菜馆里。他们说,侯老师“还是那样子”,只是戴上了一副眼镜。县城就这么大,眼镜也是从学生开的店里配的。
这里最不缺普通的学生。而扎根下来的普通老师,却像沙漠里的鲜花一样珍贵。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2000年,且末中学的校长段军从沙漠里走出来,辗转全国各地寻找教师。县里即将升上初中的学生有7个班,而班主任只有1个。
在河北,他见到了一群从保定师专跑来的学生。他们不只没有见过沙漠,连招聘会也没见过。这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师范毕业生。
面试是以“沙漠的标准”进行的。
比如,“家里有几个孩子?”政教系的庞胜利回答,有5个,自己最小。他在心里纳闷:“这跟当老师有啥关系?”
比如,“有没有谈恋爱?”体育系的女生王建超在打完一套拳后,听到这样的问题。体育老师要招两名,系里另有一个男生来应聘,招聘组把他的名字写了上去。王建超一看,不对:“他不是我男朋友。”那个名字就被撤下来,换上了她后来的丈夫王伟江。
他们后来才意识到,在沙漠里,老师和植物一样,能有条件生活下来是最重要的。那里的植物大多根系发达。为了减少蒸腾,梭梭把全身都进化成细细的枝条,银白杨的叶片则厚实得像块羊皮,一面油滑,另一面绒绒的,躲避高温强晒。
因此,校长段军招聘的条件有两点:要出身农村,能吃苦;要多子女家庭,不能让父母老无所依。
这些年轻的教师后来坦言,他们当时很少有清楚而强烈的职业理想。鼓动着他们的,更多是对世界的好奇。1999年起,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王建超在电视上看过宣传片,画面里有看不到头的油菜花。她想,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地方?河北的村子挨着村子,她最远只到过石家庄。而庞胜利、李桂枝、丁建新……连保定也没离开过。“到新疆是偶然,去远方是必然。”22岁的李桂枝压根儿忘记了自己不吃羊肉。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支持这些孩子的选择。直至出发前,王建超的母亲依然拒绝和女儿说话。为了逃避家里沉闷的气氛,李桂枝去同学家玩了5天。
侯朝茹的选择则让父亲“强烈地自责”。侯父患病,家境贫弱,女儿的学费是父女两人一家一家找亲戚借的。侯朝茹承诺:“等毕业工作了,我还。”
沙漠里来的校长说,那里属于“五类地区”,工资能有600多元,是河北的两三倍。侯朝茹算了算,两年就能还上借款。
这是一场盲目、天真的探索。要去的是个什么地方,路怎么走,多数人都不清楚,也不在意。
招聘结束后,段军回到且末骄傲地宣布,自己招到了一个“会武功”的老师。这个“会武功”的教师——面试时打了一套拳的王建超,后来拿到了专升本的录取通知书,想先去上学,毕业后再来工作。但通信实在太不方便了。她只有学校值班室的电话,又正值暑假,怎么也联系不到校长说这事。最后,只得带着一身“武功”来报到。考上学的事,她没敢跟家里提。
2000年8月6日,火车终于把15个雀跃的年轻人带出了太行山。
一路向西,窗外的绿一天比一天少。空气越来越干,大家不断地喝水。第三天,火车到达库尔勒,他们住了一夜,又上了汽车。去一个县城应该不会太远了,李桂枝这样想着,又看到校长搬了许多瓶装水上车。
要进沙漠了。看到一只野骆驼,他们兴奋不已。吹来一阵沙,他们又惊呼。两边沙丘绵延不断,车子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像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路上,他们第一次吃了新疆拌面。“一会儿就扒拉完了,大家都说吃好了,段校长又说新疆加面不要钱。呼隆一下子,大家都喊老板加面……后来,老板说面没有了。”化学系的周正国回忆道。
车在沙漠里走了一天,依然没有到达。两旁始终是苍黄的沙。渐渐地,车里的人都不看了,也不说话。气氛越来越沉闷。到了一处驿站,学生们下车休息,看到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念出声,之后又静默。在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意指“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李桂枝开始有了一些恐惧感。
第五天,车子仍在沙漠里穿行。快到黄昏时,终于离且末近了,绿意蓬勃起来,车里也重新生出豪情。有人带头唱歌,甚至有人站了起来。
他们先是看到了一条河。因为这条河,且末自商周时期始,虽历经数次战争,两度被风沙掩埋,而文明延续至今。人们栽树、建水库,出土了世界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开采出最大的和田玉石。住在乡下的学生要到县城上学,得先蹚过河。这里生活着约10万人,约70%是少数民族。
车子驶进县城的时候,街上行人寥寥,路两旁的银白杨衬得一切干干净净。李桂枝说:“像被沙漠包围的一处世外桃源。”
学校门前的一段土路被洒上了水。后来的乌鲁木齐警察依力亚·吾斯曼,当时的初一学生,站在校门口的队列中迎接这一批新老师。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直到高中,他才第一次走出且末县。
跨越3300公里,山里的青年与沙漠里的少年,就这样见面了。
仙人掌也会开花
沙尘笼罩下的生活开始了。
当时,这里的沙尘暴、扬沙、浮尘天气,一年之中长达两百多天。有俗语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埋村屯,小风石头滚。”当地人连形容椒麻鸡的辛辣美味,也说“嘴里像刮了一场风”。
第一次经历沙尘暴,李桂枝是被呛醒的。她起身关紧门窗,接着入睡,再醒来时,嘴里是沙,脸上是沙,枕头上、被子上、碗里……屋里到处都是沙。
在多数的浮尘天气里,风是柔和的。县城看上去只是有了一场淡黄色的雾气,不过,是一种能被牙齿感受到的雾。一呼一吸,绕不开沙。有人笑称,这里的居民每天大概能吃下一块砖。
无论如何,15名新教师登上了讲台。他们几乎承包了初一所有科目的课程教学,其中6人担任班主任。
学校是低矮的平房,课桌虽然凹凸不平,但配起长条凳,起码是完整的。老师的宿舍被重新粉刷,被褥用品一应俱全。“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侯朝茹说。
除了王建超。在保定时,段军曾跟这位体育老师描绘过学校的塑胶操场和新建的体育馆。但到了且末,她什么也没看到,于是跑去问。段军拿出一张图纸说,别着急,就要建了。
后来为了让家里安心,她在县城到处跑,最后站在了当时的新华书店——一栋二层小楼房前,拍了张照寄回去。
这些新老师很快得到了学生的偏爱。
因为气候干燥,上着课,一个坐在前排的“泥猴子”样的男孩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黑黑皱皱的卫生纸,对着侯朝茹说:“老师你流鼻血了。你擦一擦。”
老师住在学校,学生周末也到学校来。假装问上一两道题,李桂枝知道,“真正的目的是找我玩”。
“学生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他们的评价标准就是‘我喜欢’。”李桂枝坦言,“而他们的喜欢,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相近”。
等共同的新鲜劲儿过了,才正式进入教育的过程。
这里的孩子基础薄弱,到了中学,一些学生的拼音还没完全掌握。他们顽皮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课堂上说话的,扔纸条的,不交作业的,理直气壮说“我不会”的,还有干脆就不来上学的。
“当时开家长会,很多家长不来。一个学期,没有一个家长问我孩子学习怎样。”李桂枝说。
“我想让他变好,但是没有经验,就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烦。”李桂枝在她的《大漠教书日记》中写道,“学生们带着戒备的目光审视着我,我也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看着他们。每天上完课,批改完作业,剩下的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精神的封闭与空虚,李桂枝说“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这里和外界的沟通总是延迟。订阅的报纸要15天才能送达,“新闻当成历史看”。亲友的信件则要20多天。
学校值班室有一部长途电话。“有急事,越打电话心越急。”辛忠起这样总结。一般的农村家庭装不起电话,要先打到村委会或邻居家,再跑去叫人。话费都付给了等待。2002年,他终于买了一部手机,但带学生去植树,又丢在了沙漠里。
一个烦躁的下午,李桂枝离开了学校,朝着车尔臣河的方向走去。路边的野草黑黝黝的,长得杂乱无章。她想起保定校园里的草坪,嫩嫩的黄绿色,整齐可爱。“为什么且末的草是这个样子的?”
她站在路边,想起学校里给花草浇水修理的师傅,突然有些理解了。“是要栽培的。如果学生什么都懂,也不需要老师去教。且末也不会这么缺老师。”李桂枝慢慢走回了学校。她后来才知道,仙人掌也会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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