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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人的“绿洲”

　　www.163.com 2024-06-26 12:51

　　(原标题：15个人的“绿洲”)

　　5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且末小学里的孩子。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浩/摄

　　2000年，15名毕业生在保定师专门口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5月24日，且末二中，沙尘暴过境时，学生们在课间活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今年高考前夕，侯朝茹在高三课堂上，窗外黄沙漫天。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佳冰/摄

　　2000年，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15名毕业生在欢送会上各自收到了一捧鲜艳的假花。他们要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教书去。

　　24年后，且末县的大巴扎(市场)里，依然开着许多假花店。任何想要在这里做鲜花生意的人，都要先思虑周全。即使是去它所属的地级市库尔勒进货，走新修的沙漠公路，驾车也要7个小时左右。

　　这个县和安徽省的面积差不多大。它深埋于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与昆仑山脉之间，往南去是西藏，西去300余公里，就是楼兰遗址。

　　由于偏远，运送到这里的一切，都要加上额外的价钱。一份大盘鸡要比沙漠之外多付几十元，而鲜花的成本，还要再加上另一层考量。这里的蒸发量大约是降水量的30倍。即便是扎在路边泥土里的鸢尾，也要折损花期。

　　长久存在于这里的，无论病菌、物品或是生命，都已经通过了沙漠的筛选。

　　在大漠深处生活了24年的侯朝茹——当初的毕业生、如今的且末一中教师，在去年的9月10日，接连收到了两捧湿漉漉的鲜花，来自她带出的第一届学生。

　　这是他们20多年来第一次聚会。聚会是曾经“没少被收拾”的学生组织的，地点选在另一个学生开的川菜馆里。他们说，侯老师“还是那样子”，只是戴上了一副眼镜。县城就这么大，眼镜也是从学生开的店里配的。

　　这里最不缺普通的学生。而扎根下来的普通老师，却像沙漠里的鲜花一样珍贵。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2000年，且末中学的校长段军从沙漠里走出来，辗转全国各地寻找教师。县里即将升上初中的学生有7个班，而班主任只有1个。

　　在河北，他见到了一群从保定师专跑来的学生。他们不只没有见过沙漠，连招聘会也没见过。这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师范毕业生。

　　面试是以“沙漠的标准”进行的。

　　比如，“家里有几个孩子?”政教系的庞胜利回答，有5个，自己最小。他在心里纳闷：“这跟当老师有啥关系?”

　　比如，“有没有谈恋爱?”体育系的女生王建超在打完一套拳后，听到这样的问题。体育老师要招两名，系里另有一个男生来应聘，招聘组把他的名字写了上去。王建超一看，不对：“他不是我男朋友。”那个名字就被撤下来，换上了她后来的丈夫王伟江。

　　他们后来才意识到，在沙漠里，老师和植物一样，能有条件生活下来是最重要的。那里的植物大多根系发达。为了减少蒸腾，梭梭把全身都进化成细细的枝条，银白杨的叶片则厚实得像块羊皮，一面油滑，另一面绒绒的，躲避高温强晒。

　　因此，校长段军招聘的条件有两点：要出身农村，能吃苦;要多子女家庭，不能让父母老无所依。

　　这些年轻的教师后来坦言，他们当时很少有清楚而强烈的职业理想。鼓动着他们的，更多是对世界的好奇。1999年起，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王建超在电视上看过宣传片，画面里有看不到头的油菜花。她想，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地方?河北的村子挨着村子，她最远只到过石家庄。而庞胜利、李桂枝、丁建新……连保定也没离开过。“到新疆是偶然，去远方是必然。”22岁的李桂枝压根儿忘记了自己不吃羊肉。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支持这些孩子的选择。直至出发前，王建超的母亲依然拒绝和女儿说话。为了逃避家里沉闷的气氛，李桂枝去同学家玩了5天。

　　侯朝茹的选择则让父亲“强烈地自责”。侯父患病，家境贫弱，女儿的学费是父女两人一家一家找亲戚借的。侯朝茹承诺：“等毕业工作了，我还。”

　　沙漠里来的校长说，那里属于“五类地区”，工资能有600多元，是河北的两三倍。侯朝茹算了算，两年就能还上借款。

　　这是一场盲目、天真的探索。要去的是个什么地方，路怎么走，多数人都不清楚，也不在意。

　　招聘结束后，段军回到且末骄傲地宣布，自己招到了一个“会武功”的老师。这个“会武功”的教师——面试时打了一套拳的王建超，后来拿到了专升本的录取通知书，想先去上学，毕业后再来工作。但通信实在太不方便了。她只有学校值班室的电话，又正值暑假，怎么也联系不到校长说这事。最后，只得带着一身“武功”来报到。考上学的事，她没敢跟家里提。

　　2000年8月6日，火车终于把15个雀跃的年轻人带出了太行山。

　　一路向西，窗外的绿一天比一天少。空气越来越干，大家不断地喝水。第三天，火车到达库尔勒，他们住了一夜，又上了汽车。去一个县城应该不会太远了，李桂枝这样想着，又看到校长搬了许多瓶装水上车。

　　要进沙漠了。看到一只野骆驼，他们兴奋不已。吹来一阵沙，他们又惊呼。两边沙丘绵延不断，车子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像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路上，他们第一次吃了新疆拌面。“一会儿就扒拉完了，大家都说吃好了，段校长又说新疆加面不要钱。呼隆一下子，大家都喊老板加面……后来，老板说面没有了。”化学系的周正国回忆道。

　　车在沙漠里走了一天，依然没有到达。两旁始终是苍黄的沙。渐渐地，车里的人都不看了，也不说话。气氛越来越沉闷。到了一处驿站，学生们下车休息，看到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念出声，之后又静默。在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意指“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李桂枝开始有了一些恐惧感。

　　第五天，车子仍在沙漠里穿行。快到黄昏时，终于离且末近了，绿意蓬勃起来，车里也重新生出豪情。有人带头唱歌，甚至有人站了起来。

　　他们先是看到了一条河。因为这条河，且末自商周时期始，虽历经数次战争，两度被风沙掩埋，而文明延续至今。人们栽树、建水库，出土了世界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开采出最大的和田玉石。住在乡下的学生要到县城上学，得先蹚过河。这里生活着约10万人，约70%是少数民族。

　　车子驶进县城的时候，街上行人寥寥，路两旁的银白杨衬得一切干干净净。李桂枝说：“像被沙漠包围的一处世外桃源。”

　　学校门前的一段土路被洒上了水。后来的乌鲁木齐警察依力亚·吾斯曼，当时的初一学生，站在校门口的队列中迎接这一批新老师。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直到高中，他才第一次走出且末县。

　　跨越3300公里，山里的青年与沙漠里的少年，就这样见面了。

　　仙人掌也会开花

　　沙尘笼罩下的生活开始了。

　　当时，这里的沙尘暴、扬沙、浮尘天气，一年之中长达两百多天。有俗语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埋村屯，小风石头滚。”当地人连形容椒麻鸡的辛辣美味，也说“嘴里像刮了一场风”。

　　第一次经历沙尘暴，李桂枝是被呛醒的。她起身关紧门窗，接着入睡，再醒来时，嘴里是沙，脸上是沙，枕头上、被子上、碗里……屋里到处都是沙。

　　在多数的浮尘天气里，风是柔和的。县城看上去只是有了一场淡黄色的雾气，不过，是一种能被牙齿感受到的雾。一呼一吸，绕不开沙。有人笑称，这里的居民每天大概能吃下一块砖。

　　无论如何，15名新教师登上了讲台。他们几乎承包了初一所有科目的课程教学，其中6人担任班主任。

　　学校是低矮的平房，课桌虽然凹凸不平，但配起长条凳，起码是完整的。老师的宿舍被重新粉刷，被褥用品一应俱全。“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侯朝茹说。

　　除了王建超。在保定时，段军曾跟这位体育老师描绘过学校的塑胶操场和新建的体育馆。但到了且末，她什么也没看到，于是跑去问。段军拿出一张图纸说，别着急，就要建了。

　　后来为了让家里安心，她在县城到处跑，最后站在了当时的新华书店——一栋二层小楼房前，拍了张照寄回去。

　　这些新老师很快得到了学生的偏爱。

　　因为气候干燥，上着课，一个坐在前排的“泥猴子”样的男孩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黑黑皱皱的卫生纸，对着侯朝茹说：“老师你流鼻血了。你擦一擦。”

　　老师住在学校，学生周末也到学校来。假装问上一两道题，李桂枝知道，“真正的目的是找我玩”。

　　“学生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他们的评价标准就是‘我喜欢’。”李桂枝坦言，“而他们的喜欢，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相近”。

　　等共同的新鲜劲儿过了，才正式进入教育的过程。

　　这里的孩子基础薄弱，到了中学，一些学生的拼音还没完全掌握。他们顽皮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课堂上说话的，扔纸条的，不交作业的，理直气壮说“我不会”的，还有干脆就不来上学的。

　　“当时开家长会，很多家长不来。一个学期，没有一个家长问我孩子学习怎样。”李桂枝说。

　　“我想让他变好，但是没有经验，就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烦。”李桂枝在她的《大漠教书日记》中写道，“学生们带着戒备的目光审视着我，我也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看着他们。每天上完课，批改完作业，剩下的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精神的封闭与空虚，李桂枝说“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这里和外界的沟通总是延迟。订阅的报纸要15天才能送达，“新闻当成历史看”。亲友的信件则要20多天。

　　学校值班室有一部长途电话。“有急事，越打电话心越急。”辛忠起这样总结。一般的农村家庭装不起电话，要先打到村委会或邻居家，再跑去叫人。话费都付给了等待。2002年，他终于买了一部手机，但带学生去植树，又丢在了沙漠里。

　　一个烦躁的下午，李桂枝离开了学校，朝着车尔臣河的方向走去。路边的野草黑黝黝的，长得杂乱无章。她想起保定校园里的草坪，嫩嫩的黄绿色，整齐可爱。“为什么且末的草是这个样子的?”

　　她站在路边，想起学校里给花草浇水修理的师傅，突然有些理解了。“是要栽培的。如果学生什么都懂，也不需要老师去教。且末也不会这么缺老师。”李桂枝慢慢走回了学校。她后来才知道，仙人掌也会开花。

　　看到人，是教育的关键一步

　　这些老师用了24年，去探索怎样栽培且末的学生。

　　学校里的老教师说：学生的起点在哪，老师备课的起点就在哪。所以一边给字词注音，一边讲课——历史老师这样做，数学老师也这样做。“知识什么时候、到处都可以学。”侯朝茹说。

　　除了基础，也要充当知识的中介。“(学生们)学点地理，知道河南省大概是个什么形状，但要冷不丁问他洛阳市花，说到牡丹，他可能就不知道。”认知无法代替体验。侯朝茹说：“接触太少，没这个概念。”

　　起初，这里用电紧张，常常停电，“电视机是个摆设”，学生们接收信息的渠道狭窄。报纸来了，庞胜利把新闻图片剪下来给学生看。

　　2001年秋天，新的教学楼竣工，师生们搬进了有暖气、饮水机和电脑教室的楼里。2003年，学校附近开了网吧，有学生逃课去打游戏。王建超的塑胶操场则要等到2017年。每次体育比赛前，她还是要给土场地洒水。

　　依力亚·吾斯曼说，是这批老师的到来，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上大学”这个选项。他考上了巴州二中，高考后去了华东理工大学，之后又上了中国刑警学院。

　　这批老师带出的第一届学生，中考排名在全州靠前。这是难得的成绩。依力亚·吾斯曼说，他读初中时，很少看到高年级的学生能考到库尔勒去。“我们那一届，就跟批发一样地往那边走。”

　　“教出过好学生。”庞胜利说，上北大的也有，去香港的也有。这是一个个具体的希望，证明且末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但从整体来看，一位老师说，且末现在60%的初中生能考上普通高中，剩下的40%上职高。而这60%中的多数，都穿过沙漠往库尔勒去。近10年来，和多数县中的困境一样，且末留不住优质生源。

　　这批老师后来陆续进入高中部教学。2019年，且末中学的高中部迁入新校址，独立为且末一中。新的校园看上去和外地学校没什么差别，教室都有块屏幕，随时可以上网——但封闭的角落依然存在。考题题干里的“共享单车”“口袋公园”“民宿”……都是学生可以听懂，但无法理解的概念。

　　老师们不得不思考：留在这里的学生，该给他们怎样的教育?

　　李桂枝在她的《大漠教书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学校开运动会，班上的艾尼江参与了1500米的长跑比赛。

　　“第一圈，第二圈，他都坚持冲在第一个。班上的同学高兴地大喊，为他加油。跑到第三圈，我看出他的体力渐渐跟不上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第四圈，其他队员一个个都从他身边超过，不管我们再怎样为他加油助威，他都力不从心。最后，同学们也都觉得没希望了，都不再大喊，只是唉声叹气。”

　　艾尼江冲到终点时，没有人去迎他。他拿了第六名，独自回来了。“很高兴地问：‘老师，我表现得还可以吧?’”

　　面对艾尼江，李桂枝没有说话。“他的眼神黯淡下来，一人坐到一边休息去了。”

　　“我知道，他是完全凭着意志力跑完那1500米的，可我还是对他的名次不满意。”晚上，李桂枝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我真正关心过他吗?我在意的只是班级的成绩”。

　　看到人，是教育的关键一步。李桂枝承认，这是她的学生教给她的。

　　培养“普通的劳动者”

　　天越来越冷了。那是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沙漠里的冬天。听说这季节经常断电，蔬菜也很难买到。老师们提前备了蜡烛，买了辣椒、茄子和豇豆，煮熟后晾在房顶上，准备过冬吃。没想到一晚上被大风吹得精光。

　　学生们从家里带来木柴，要在教室里生炉子。李桂枝不会，班上那个调皮到“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吐逊江反过来教她。

　　在这一年，辛忠起留住了一个想要辍学的学生。这个学生后来考入新疆职业大学，名叫赛买提江·斯迪克——现在是且末县第六小学的副校长。

　　辛忠起始终记着这个学生。当上教学管理处主任以后，他很难在学校里顺畅通行。“光楼道里走一走都好多事，走两步，停下来管一下。管了以后感觉还挺好，回去累了，睡觉了，总觉得悄然改变了些什么。”

　　考出去的优秀学生不一定再回来，能成为副校长的学生也是少数。用老师们的话说，他们更多是“培养普通的劳动者”，使他们心地善良，靠自己的双手平凡地生活——且末正是这样建设起来的。

　　“以前想不通，一个班45个人，作业为啥才给我交了35本?”庞胜利一开始会生气，后来发现，每本各有缘由——有些听起来像是狡辩，但或许真有这样的事实：有学生是因为跟某个老师对着干，所以不写;有些学生虽然不想写，但也不愿意抄，“他认为抄作业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诚信”。

　　在这里，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当课代表。“关键是要培养对学科的兴趣，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教历史的杨广兴说。在政治课上，庞胜利告诉学生：女孩也享有继承权。“可以这样吗?”她们问。丁建新认为，物理课能让学生以科学的方式认知世界。即使他们未来种地、放牧，也能够理解和适应农业机械化。

　　侯朝茹班上的“调皮学生”殷勇志，后来开着挖掘机参与了且末火车站、新机场的修建。今年，他的儿子刚走进且末二中校园。

　　“如果把孩子们都带出沙漠，这一片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沙漠?”侯朝茹说，“既然自古以来就有人在这里生活，为什么不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呢?”

　　20多年过去，这里到处都是和他们有关的人。超市里的收银员，菜场老板，路上的交警，医院、烟草公司、幼儿园、财政局、气象局……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他们教过的学生。许多维吾尔族的家长不会说普通话，但见了他们，会说“老师”二字。

　　这是庞胜利所说的，教“普通学生”的幸福——“都是身边的人”。

　　学生郑婉君读完大学后，放弃了在库尔勒执教的机会，回到了且末的初中教书。她认可自己的普通：“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也不像人家(硕士)研究生、博士毕业的，到别的地方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这里，我能做的更多。”

　　她班上有个智力缺陷的男孩，一直说：“老师，我傻，我不会。”郑婉君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反复教他说“我不傻”，鼓励他坚持画画。

　　这样的方法几乎是普适的。学校有个叫艾孜的“问题学生”，他的班主任问郑婉君：只要找不到艾孜，我就会来你办公室，他就在你这里背生物，你有什么魔力?

　　“我就是表扬他。”郑婉君说。她的老师井慧芳当年正是这样做的。

　　郑婉君在高一时患了脑瘤。做完手术回学校后，她的数学只考了6分，被同学说是“傻子”。父亲不舍得再让她上学，是井慧芳把她留在了学校，告诉她：“可以不写作业，但要听课，不需要考虑太多，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