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演讲稿范文800字

_故事优秀范文5篇

1879年10月9日，_在安徽省安庆市出生，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打小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父亲不在，祖父负责_的教育工作，这位祖父对他采取严苛型的教育，不爽了就把_揍一顿，而_无论如何打就是不哭，这位祖父对这个孩子基本失望透顶，认为这是家门不幸的不祥预兆。

事实上，他祖父想多了，以后的_让这个家门名留青史。

祖父对_有太深的影响，中毒太深了。

他的幼年经历被直接复制下来，等他自己有了孩子，就把祖父对待自己的手段用在孩子身上，对几个孩子要求特别严格，比如，为了让孩子磨练意志，让两个儿子睡在图书馆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等等。

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已。

1896年，_考中秀才。

1897年8月，成为秀才的_是当红热门，经家族选定，与安徽一个当官的叫做高登科家的女儿高晓岚结婚了。

1899年，陈秀才发布反清言论，被学院给直接开除了。

两年后，1901年，陈秀才没有停止反清宣传活动，清政府忍受不了了，进行通缉，他便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民主革命的先驱――_

_在《实庵自传》里写道：“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_的大哥。”

_还写道：“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他童年时，是随祖父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其课程《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稍长则学《四书》、《五经》。这位祖父管教子孙是非常严厉的，人称“白胡子爷爷”。当邻里的孩子哭闹时，只要一说白胡子爷爷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_在《实庵自传》里对自己的童年是这样描述的：

我从6岁到8、9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到“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从这段述说中可以看出，_从小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很倔强的孩子。他从《三字经》读到《左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对他以后做人做事都是非常有用的。

1889年，_的祖父去世。家里给他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只好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了。孟吉是府学廪贡生，也是中过秀才的学士。以他的学识教_还是可以的。_在《实庵自传》里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每读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在那个年代，不学〈四书〉、〈五经〉，看不起八股文，简直就是背经逆道。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读书人的唯一正道就是走科举仕途，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有了功名才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陈家也不例外。

_的母亲总是用好言劝勉他：“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的一桩恨事!”一面母亲的严命，教习八股革命，一面弟弟看不起八股文，不愿学，孟吉夹在中间很为难。一直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_17岁了，距县考只有一两个月时，孟吉才硬着头皮对_说：“考期巳近，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听其自然了。对弟弟的格格不入，他急中生智，向母亲作些虚假的报告，以取得母亲的喜悦和宽慰。在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期了院试，宗师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考完后，_竟然中了第一名。他在《实庵自传》里是这样记述的：

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学和康熙学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他翻阅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不起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早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样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截搭题，是考八股文的一种题例。_的试卷现在查不到了，但是当时的考官一般都是饱学之仕，如果真像_说的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的乱填，宗师也不会取他为第一名。_自幼是个奇才，他能把文选上和康熙学典上的鸟兽草木、荒谬的古文拼成一篇文章，这才是宗师取他为第一名的真正原故。

1897年8月(光绪二十三年)，_初次离开母亲，到南京参加乡试。同行的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安庆的同学等。_本对科举和八股文就不感兴趣，对这次参加江南乡试他在《实庵自传》里说：只是想“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又说：“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习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巳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兄弟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虽不情愿，也只好硬着头皮来渡过这场灾难。《实庵自传》里是这样记述的：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箱、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巳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彷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持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持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姆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_以亲身经历，记述了大清国南京乡试的现场。他以极大的勇气走出了这污淖的考场。《实庵自传》里说：“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名头。在这两个名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的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

他的行动，使母亲、大哥、陈氏家族的希望一齐破灭了。_说：“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_，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2022_红色事迹演讲稿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_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_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_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_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_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_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_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_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_，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_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_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_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_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_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_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_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_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_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_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_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_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_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_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_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_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